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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籍选本的多重社会作用

2023年3月20日 20:50:40     责任编辑:

  【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】 ,  在源远流长的历史发展中,中华民族代代相承,积累了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。这些典籍,既是当时人们社会生活的见证,也是当时人们思想情感的反映,博大精深,内容无比丰富。仅清代乾隆年间编修的《四库全书》,即收录图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,另有存目六千七百九十三种,二者总计一万零二百五十四种。这虽被称为古来最大规模的类书,却远不足以窥古代典籍之全豹。据粗略统计,一般认为现存古籍十万种左右。面对如此浩瀚的古籍,即便是焚膏继晷、皓首博览的文人学士,也只能侧重于某些具体范围和方面,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,更难免望洋兴叹之感。因此,撷取精华、凸显特色、萃集经典、强调代表性的“选本”,也就应运而生,蔚为大观,形成了古代典籍推广传播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形式。,  所谓“选本”,是指选取一个作者、一批作者、一个时代、一种类型的作品,汇编成书,展示其特定内容风格面貌,从而为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认识,打下一定基础。自古以来,古籍选本就具有丰富珍贵的多重社会作用,值得我们高度重视。,  首先,古籍选本具有重要的经典传承作用。历代人们编集选本,动机互有差别,标准也不尽一致,但在选取优秀作品、以利推广普及的目标上,则是殊途同归的。而被广泛认同的优秀作品,经过一代代人们拣择提炼,最终就必然形成全民族所公认的经典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关于“经典”的释义,可谓精炼而准确:“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。”经典是民族文化的根脉。经典的权威性,既植根于代代相传的历史延续性,又植根于涵盖广泛的社会认同性。各类选本,其实就是从汗牛充栋的历代典籍中择取而成的精华,是经过时间考验而能薪火相传的文化经典,体现出历史延续性和社会认同性的高度统一。在一定意义上,古籍选本通过经典传承,实现了对民族文化伟大传统的展现和弘扬。,  伟大思想家孔子是高度重视经典传承的。他删修六经,传授弟子,形成儒家学派,奠定了中华文化经典的基础。据司马迁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载:“古者诗三千余篇,及至孔子,去其重,取其可施于礼义……三百五篇,孔子皆弦歌之。”果如所言,则《诗经》也该算是一部诗歌选本了。但因删诗之说久存争议,且从汉代起《诗经》已被奉为经典,按照传统的典籍分类归于经部,故此且置不论。但儒家一些重要经典,如《大戴礼记》《小戴礼记》等,实为思想学派的文献选本。而流传至今的先秦诸子著作,往往也并非个人专著,而是某个思想学派的文献选本。由于隋代以来形成的经史子集四库分类传统,它们多归于经部、子部,也就与归于集部、更具文学属性的选本分道扬镳了。,  已知最早的文章选本,是西晋虞挚《文章流别集》,编选古代文章,“类聚区分为三十卷”(《晋书·虞挚传》),惜已不传。现存最早的选本,当推梁太子萧统所编《昭明文选》(本名《文选》),这也是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。此书时间跨度,从周代至南朝梁以前,约七八百年间,共选编了一百三十余位作者、七百余篇诗文作品。“凡次文之体,各以汇聚。诗赋体既不一,又以类分。类分之中,各以时代相次。”(《昭明文选序》)萧统在书序中,对周汉以来典籍传承的历史脉络加以简要辨析,将文学类的诗文作品与经史诸子作了必要区分,强调以“事出于沉思,义归乎翰藻”作为选录标准。正如清代阮元《与友人论文书》所云:“昭明《选序》,体例甚明。后人读之,苦不加意。《选序》之法,于经、史、子三家不加甄录,为其以‘立意’‘纪事’为本,非‘沉思’‘翰藻’之比也。”这就明确了文学的特定属性,为后世建立起选本大多萃集文学作品、强调文学特性的悠久传统。这既符合于古代典籍中文学作品居于多数地位的历史事实,也呼应了社会各界广泛的文化需求。同时,萧统序中还提出,要“略其芜秽,集其清英”,也就是在大量文学作品中择优汰劣,将经典性作为选编作品的根本依据。《昭明文选》后来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文学选本,成为人们诵习文学经典、开展文学创作的基本借鉴。唐代杜甫曾教导其子宗武云:“诗是吾家事,人传世上情”,要求他“熟精《文选》理,休觅彩衣轻”(《宗武生日》)。宋代张戒曾云:“子美不独教子,其作诗乃《文选》中来,大抵宏丽语也。”(《岁寒堂诗话》卷上)其对于文学创作的广泛影响,杜甫所言,恰是夫子自道。,  历代人们通过编集选本以传承文学经典,从选录标准到体例安排,往往是前人创其基业,后人受其惠泽。明代万历年间茅坤编选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,展现了唐宋古文运动的创作实绩,以选本的形式,正式确立了韩愈、柳宗元、欧阳修、苏洵、苏轼、苏辙、王安石、曾巩等“唐宋八大家”在散文领域的经典地位,实现了经典传承的一次飞跃。清代乾隆年间姚鼐编选《古文辞类纂》,也是以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作为主,间收他人之作,前及战国、秦汉,后至明清两代,分为论辨、序跋、奏议、书说、赠序、诏令、传状、碑志、杂记、箴铭、颂赞、辞赋、哀祭等十三类,共选取各类文章约七百篇,作为体现“桐城派”文学观的著名选本,发挥了经典传承的重要作用,对当时文学创作和批评影响很大,在后世流行甚广。,  其次,古籍选本具有重要的审美教育作用。选本所收作品,多为经典性文学作品,内容充沛,情感丰富,语言优美,表达生动,无论对少年儿童的知识启蒙,还是对普通民众的文化普及,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。选本对审美教育的巨大影响,贯穿于社会各界,无论在学校教育、家庭教育、社会教育中,选本都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。选本正是通过少长咸宜、雅俗共赏的持续性审美教育,在耳濡目染中,增强了一代又一代人们深厚的民族认同感和文化凝聚力。,  由宋代谢枋得《重订千家诗》和清代王相所选《五言千家诗》合并而成的《千家诗》,虽是为童子诵习而编集的启蒙读物,实则成为古代审美教育不可缺少的诗歌选本。此书所选,皆为近体诗,限于律诗、绝句二体,以唐宋为主,包括一百二十二位诗人、二百六十六首诗歌。内容通俗易懂,题材丰富多样。受其影响,清代乾隆年间蘅塘退士孙洙编选《唐诗三百首》,其自序云:“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,择其尤要者……三百余首,编成一编,为家塾读本。俾童而习之,白首亦莫能废,较《千家诗》不远胜耶?谚云:熟读唐诗三百首,不会吟诗也会吟。”其年代集中于唐,以类相从,按照五言古诗、七言古诗、五言律诗、七言律诗、五言绝句、七言绝句、乐府等不同诗体编排,共选录了唐代七十七位诗人、三百一十首诗歌。无论诗歌内容的丰富性、题材的多样性、作品的经典性,较之《千家诗》,都是青出于蓝、更胜一筹。其社会影响,更是远超童蒙诵习的范围,成为家喻户晓的审美教育名著,不仅是诵习唐诗的基本读物,还为从事诗歌写作提供了初步门径;不仅出色地担当起传承诗歌经典的审美教育使命,本身也成为“风行海内,几至家置一编”(四藤吟社主人序)的选本之经典。毛泽东晚年曾反复圈阅此书,并对其中一些名作加以眉批。如对白居易长诗《琵琶行》批云:“江州司马,青衫泪湿,同在天涯。作者与琵琶弹奏者有平等心理。白诗高处在此,不在他处。其然岂其然乎?”选本之浸润人心,由此可见一斑。,  由于《唐诗三百首》选诗精当,篇数适宜,在社会上广受欢迎,因而开创了“三百首”的选本传统。如清代上强村民朱孝臧所选《宋词三百首》、现代任中敏所选《元曲三百首》等,继其踵武,层出不穷,通过深入人心的审美教育,广泛提高了人们的艺术鉴赏水平和诗歌写作能力。,  除了朗朗上口的诗词曲等体裁,在文章方面,清代康熙年间吴楚材、吴调侯选编《古文观止》,收录自东周至明代的文章二百二十二篇,以散文为主,兼取骈文。所谓“观止”,意为书中所选皆为经典佳作,一卷在手,尽览无余。此书一改《昭明文选》以来按文体分类的惯例,而是以时代顺序排列,所选皆为内容丰富、语言洗练、篇幅紧凑、节奏铿锵的经典之作,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,不仅便利初学,而且耐人反复咀嚼、终生受用。鲁迅在《选本》文中曾说:“以《古文观止》和《(昭明)文选》并称,初看好像是可笑的,但是,在文学上的影响,两者却一样的不可轻视。”这类雅俗共赏的选本,往往还有一个显著特点,即加以简明扼要的注释评点,从而有助于一般读者理解,更好地发挥了文学经典的审美教育作用。,  第三,古籍选本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作用。历史上不同时期出现的选本,往往代表着编选者的思想认知,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。虽然时过境迁,这种认知和趣味,或许与当代社会生活已相去甚远,但今天人们仍然可以借由这些选本,窥见彼时彼地社会文化的具体情形。同时,选本作为中华文化的经典和代表,在古往今来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交流中,发挥了重要的文化传播功能。因此,古籍选本的历史文献作用,也历来深受重视。,  唐代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,现存诗歌约五万三千余首。为了传承经典、增强审美、提高创作,当时人们对诗歌选本的编集极为重视,已知“唐人选唐诗”多达一百三十多种,现存十六种,已收入傅璇琮等所编《唐人选唐诗新编》。其中最为人所重视的,当推殷璠选编《河岳英灵集》,所选皆为开元、天宝年间的作品,共收入二十四位诗人,二百三十四首诗歌。其可贵之处,在于选编者是盛唐之人,而所选皆为盛唐之诗,有些还是友人之作,颇有亲切之感。又因其标举“兴象”的诗学范畴,亦能从中看出当时审美风尚。此外,还有几种选本,或遗落民间,如崔融选编《珠英集》,“自宋以后散佚,直到二十世纪初敦煌莫高窟石室洞开,方重见于世”(见徐俊前记);或流失异国,如韦庄选编《又玄集》,“此书当于南宋时流传到日本,在中国亡佚较早,清人编《全唐诗》时未曾得见。因此,有些诗可补《全唐诗》之不足”(见傅璇琮前记)。古籍选本可以校勘补充其他传世文献,可以观察了解当时社会文化,其历史文献作用由此充分彰显出来。,  当这种带有经典意义的选本流传到了域外,犹如舟筏和桥梁,起到了文化传播的作用,增强了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相互认识和交流。世界(特别是亚洲)各国关于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认识和了解,许多都是由各类选本引发的。这些选本,早期往往来自中国。如“唐人选唐诗”之一的唐写本《翰林学士集》,收录唐太宗君臣酬唱之作五十一首,“《全唐诗》收入仅十二首(其中一首残),其余皆为中土久已不传的佚诗。这些诗歌对研究唐初宫廷唱和的盛况,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”(见陈尚君前记)。这部传世一千多年的唐人手写唐诗选本,其书写时间当在唐德宗以前,其纸本现藏于日本名古屋珍福寺,已被确定为日本国宝,成为文化传播和交流的珍贵见证。此外,世界各国的人们,运用自己的语言文字,带着自己的文化阐释,所编各类中国文学文化选本,同样是数量众多、值得探究的学术领域。,  又如宋代绍熙年间洪迈编选《万首唐人绝句》,初版为五千四百首,后增订至七千二百余首。其自序云,本义是“时时教稚儿诵唐人绝句,则取诸家遗集,一切整汇”。由于存在误收唐前唐后诗人作品、误将律诗割裂为绝句等问题,此书曾遭非议。且篇数规模过大,实不适宜作为启蒙读物,即使一般读者也难以通读尽览。但其所选编的绝句数量极为可观,所参考的古籍又有许多今已失传,故而对于研究唐代诗歌,展现其原初面貌,仅从校勘意义而言,就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。再如,现存元代杂剧不过一百五十余种,而明代万历年间臧懋循所编《元曲选》,已选录了一百种,其中既有自己家藏的珍本,又有各处访求的善本,数量之大、校订之精、影响之广,堪称元杂剧整理研究之津逮,王季思主编《全元戏曲》即以此为底本。由此可见,古籍选本的历史文献价值,实在是弥足珍贵的。,  现代学者在古籍选本方面,更是进行了大量系统性工作,取得许多杰出成果。如余冠英《诗经选》、马茂元《楚辞选》、王伯祥《史记选》、瞿蜕园《汉魏六朝赋选》、龙榆生《唐宋名家词选》、张友鹤《唐宋传奇选》、萧涤非《杜甫诗选注》、钱钟书《宋诗选注》、胡云翼《宋词选》、程千帆《古诗今选》等,可谓琳琅满目,不胜枚举。这些选本,在传承文学经典、开展审美教育、发掘历史文献的同时,体现出鲜明时代风貌,以其精审严谨的选注和高超独到的见识,自身也成为极具价值的学术经典、广受欢迎的美学读物、影响深远的历史文献。这些可贵的精神遗产,同样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继承,以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,为弘扬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新的贡献。,  (作者:郭杰,系教育部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)